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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武:革命紅利是中國改革的前提條件


按照新自由主義者的敘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主要來自市場化改革。但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就已經有許多國家實行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它們卻并未取得中國這樣的經濟成就。有些國家甚至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走向了經濟衰退和政治社會動蕩乃至崩潰、社會發展嚴重倒退。是什么原因讓中國沒有步那些國家的后塵,反而保持了長達近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是中國市場化改革所堅持的基本制度,所擁有的基本條件。這也是中國道路成功的基本條件。

  一個最為顯而易見的差別是,到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經歷了全世界幾乎獨一無二的漫長革命,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都進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雖然,蘇聯和東歐地區也曾經與中國一樣,走過社會主義道路,但中國革命的道路與這些國家并不相同。蘇聯和東歐國家在革命之前,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的任務,脫離了農業社會;而中國革命則是在農業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的。因此,中國革命走上了一條獨具特色的、與蘇東國家完全不同的鮮明特點。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前,首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完成擺脫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民族獨立的革命。

  與蘇東地區革命道路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中國革命經歷了漫長的革命戰爭。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長達28年。在這個漫長的革命斗爭過程中,中國革命始終面臨的首要任務是以武裝斗爭奪取革命勝利,保衛自己的生存,同時在已經控制的區域內不斷堅持推動根據地建設,推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改造。由于革命面臨的嚴峻外部環境,根據地建設主要是在農村進行,在尚未奪取政權的情況下,對城市工作的經驗較為缺乏,工業建設和管理則更加談不上。在長期的革命斗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為中國革命摸索出了指導革命取得勝利的理論,也就是毛澤東思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對于如何改造農村,完成反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的經驗已經非常豐富,并進行了土地改革,剝奪地主、富農的土地,在農民中間重新分配。同時,打碎農村原來的權力結構,建立農村基層黨組織,并在黨組織領導下通過各種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完成農村社會權力結構的革命性改造。通過土地制度革命,農村同時完成了多項任務。

  第一,徹底打碎了原來由地主、富農組成的農村統治結構,實現了農民翻身做主的愿望。第二,通過分配土地,將農民組織起來,重建農村社會組織,使原來一盤散沙的農民團結起來,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斗。第三,因為在分配土地的過程中,給予女性與男性同樣的權利,從而打破了舊社會的性別壓迫,實現了女性解放。第四,在農村建立了集體生產組織,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網絡的建設,從而改變了農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第五,在少數民族地區,奴隸主占有大量土地,通過在這些地區進行土地分配,推翻奴隸制度,打碎原有的宗教法權體系,從而將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農牧民從宗教的精神控制和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使翻身農奴真正得到人身自由。

  與土地革命同時進行的農村社會革命是極其重要的。正是因為它將農民組織了起來,建立新的國家治理機制,從中央政府到最基層的村莊都建立了一套完備的黨組織體系和行政管理體系,徹底結束了舊時代“政權不下鄉”、僅靠鄉紳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將國家治理體系延伸到全國廣大基層農村,從而能夠使國家政策在農村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實現黨和國家與廣大農民緊密相連的組織建制。在這個農村集體組織網絡的基礎上,國家又進行了土地的個體所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使農村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生產組織體系有了基礎條件。這是中國農村的第二次革命。在當時整個國家都缺乏資金的條件下,要建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只能依靠組織起來的農民自身的積累。有了農村集體組織網絡,農村才能建立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基礎教育體系,減少疫病、消滅文盲,并能夠依靠集體的力量抵御自然災害。在此基礎上,農村大面積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善種植條件,提高糧食產量,從而保證了全國人民的基本溫飽。歷史地看,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農村主要是在進行組織建設,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在一些富裕地區則較早地開辦了社辦小企業,發展農村工業。

  因此,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都已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具備了一些獨特的條件。

  第一,中國革命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晚清時期,中國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并不能帶來國家的繁榮昌盛,在袁世凱被推翻后,中國軍閥林立、割據混戰,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狀態。1927年之前,北洋政府雖然名義上作為全國的中央政府,但實際上完全無法約束各地軍閥,甚至經常出現地方軍閥直接對中央政府開戰的局面。歷經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戰爭,中央政府已完全淪為地方軍閥的統治工具,中央政府對地方軍閥失去約束能力,反而經常以調停的面目出現。北伐戰爭之后,雖然國民政府名義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但實際上各地軍閥只是改旗易幟,對中央政令并不完全服從,只是在有利于自己的時候才服從,不利于自己的時候就不服從。直到1949年解放戰爭勝利結束,國民黨中央軍和各地方軍閥武裝全部覆滅,中國才實現了自清朝滅亡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統一,其中包括新疆、西藏也納入了國家主權管轄范圍。國家政治穩定和行政管理統一是經濟建設的前提,這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略,實際上卻非常重要。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許多名義上屬于國家主權管轄的地區,實際上中央政府并不能進行直接、有效的管理,國家隨時有可能陷入政治動蕩和分裂的局面。

  第二,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治理體系。通過革命,國家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權,不僅在軍事上完成全國統一,而且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治理體系。政令從中央到地方再到每一個村莊、廠礦企業都能夠得到有效貫徹執行。明清以后,代表中央政府權力的皇權只能延伸到縣一級,縣以下則交給地方鄉紳、地主和宗族進行統治。辛亥革命以后,在軍閥割據混戰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無暇也無力進行基層組織改造,代表中央政府進行統治的權力機關也同樣只能延伸到縣一級,部分地區可以到達鄉一級,再往下則只能交給鄉紳、地主統治。不過,與明清的縣以下治理模式相比,民國時期的縣以下委托式治理要更為徹底,但是稅收卻未能建立全國統一的體系,只能采取包稅制,即由地方鄉紳或豪強承包稅收。也就是說,國民政府根本無力對全國進行統一有效的管理。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迅速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村莊、廠礦企業等單位的黨組織體系及行政管理體系,從而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從中央到基層的治理體系。由此,中國才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這種將全國納入同一個政令暢通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狀況常常被忽視,并不被認為是革命的重要成果。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中央政府的指令只能貫徹到一定層級,再往下則完全無力進行有效的管理,基層社會完全處于無組織狀態,地主、私營企業主、宗教機構在基層的權力要遠遠大于政府。例如,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有完整的法律體系,但在基層出于宗教或民族習俗考慮,不經國家司法部門審判,直接將人處死的事情時有發生,國家對此也無力干預。

  第三,基層社會建立了現代社會秩序。不同區域之間的社會發展狀態相對較為均衡,已經進入了現代社會,國家政令能夠得到有效貫徹,國家法律能夠得到遵守和執行。全國解放之初,不同地區之間長期以來發展水平嚴重不均衡。部分邊疆地區尚處于原始部落狀態或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的社會關系在大部分農村地區占據統治地位,有些地區則引入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各個少數民族區域按照各自的民族、宗教習俗生活,不同地區有各自的法律體系,無視中央政府法令。比如當時的西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在全國進行土地改革和宗教改革,國家廢除了任何機構和個人對其他人采用私刑的權利,無論任何地區、民族、宗教,都必須統一執行中央政府的法令。也就是說,各地區的基層社會已經基本建立了現代社會秩序,不再處于前現代狀態。這是中國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同之處。

  第四,具有獨立自主的主權性格。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就淪為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名義上并不是殖民地,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了勢力范圍,在各大中心城市享有租界,香港和澳門則完全被別國占領。20世紀30年代,中國又經歷了日本的大規模入侵。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爭得民族獨立和主權的完整。1949年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個新興大國的形象自立于世界舞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中國始終對蘇聯干預中國國內事務保持警惕,堅持了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在國際上,中國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效仿的對象。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隨后中美建交,中國逐漸成為在國際舞臺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當中國在1978年之后進行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是以完全獨立自主的姿態加入了世界經濟體系。此后,中國雖然在經濟上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但在主權上的獨立性始終是完整的。

  第五,國家致力于協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而不依附于某一特定階段。名義上,中國的國家政權是中立的,而實際上并不中立。在封建社會,國家政權主要依靠的是封建地主階級。進入民國時期之后,國家政權則依賴于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支持。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也是依靠工農階層的。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則在各種公共政策上盡可能地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國家提出統籌兼顧的治國理念,在城鄉關系上,不僅提出“城鄉一體化”,而且不斷增加支農投入,從而將城鄉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圍內。在邊疆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國家盡可能保護少數民族的習俗和宗教信仰。由于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國家則通過轉移支付,實施西部開發戰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均衡布局。總之,保持各領域的平衡,縮小差距,從而保證國家的團結和穩定。能夠做到這一點,有賴于中國經歷了徹底的社會革命,建立了一個權力相對集中且相對高效的國家政權,從而能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民族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盡可能地保持均衡發展。相比之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由于沒有經歷過徹底的社會革命,國家政權往往依賴于經濟上更為強勢的民族、地區和社會階層。或者說,即使國家政權有保持中立的意愿,實際上也做不到,就是因為國家政權不是建立在徹底的社會革命的基礎上。

  第六,由于黨的領導持續穩定,中國擁有相對比較穩定的政治環境。對于保持長期高速經濟增長的國家來說,政治環境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國家政治社會穩定,才能吸引投資,帶動經濟發展。而對那些政治環境不穩定、動輒發生政治動蕩的國家來說,投資隨時都有可能血本無歸,因為其經濟發展缺乏起碼的前提。在沒有經歷徹底的社會革命的前殖民地國家,國家政權往往是比較脆弱的,尤其是在中東和北非地區,國家政權總是在文官政府、軍隊和宗教勢力之間來回搖擺。

  蘇東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生劇變,由原來的社會主義模式轉向資本主義模式,但很快因實行歐美提供的“休克療法”方案而導致經濟轉型失敗,原來的工業基礎迅速被西歐和北美所摧毀,工業空心化,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倒退,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倒退。烏克蘭在蘇東劇變之后經歷了數次“顏色革命”,政局反復動蕩,直至民選政府被街頭革命推翻,國家成為東西方勢力角逐的戰場,經濟一落千丈,民不聊生。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泰國,文官政府領導下的政府多次被政變推翻,過幾年又恢復民主選舉,建立文官政府,如此周而復始。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能夠基本保持穩定,其根本原因還是中國的“革命紅利”,一個受多數人民擁護的國家政權,國家建立了從中央到每一個鄉村、企業的嚴密治理體系,并且能夠妥善解決局部地區出現的問題,從而才能保持國家的穩定。

  第七,擁有相對比較健全完整的工業體系,從輕工業到重工業,都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中國90%的人口都是農民,工業基礎極其薄弱,大部分工業原料和機器設備沒有能力自己生產,必須依靠進口。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經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以及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到1978年,國家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工業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9%,并建立了產品門類齊全的工業和研發體系。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外資還是私人資本,如果想在中國投資,都可以找到相應配套的工業生產能力。

  今天,雖然中國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卻始終保持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并非照抄照搬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保持了相對獨立性,并且不會被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動蕩和危機所沖垮。在國際市場中,中國的工業產品通常以其優越的性價比占有較好的市場競爭地位。中國從“一窮二白”的基礎起步,在30年內就完成了初步工業體系的建設,這同樣離不開徹底的社會革命所建立的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由于建立了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從而使得中國有能力通過計劃經濟體制,以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來完成初期的資本積累,以農業來支持工業的發展。

  一般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的決定因素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但還有一個因素也不可忽視: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已經初步完成工業化,各省都建立了小規模的農機、化肥等支農工業,耕作機械和化肥農藥等工業部門也已在70年代末紛紛建成投產,從而推動中國糧食產量的大幅提高。從全國范圍內看,通過內地三線建設等國家戰略布局,以及在國家的推動下,除了基礎性的高度依賴自然稟賦的資源型產業,各省基本上都有了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也是中國在對外開放后,仍然能夠保持較高的獨立自主性的基礎條件。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地方經濟的活躍是中國經濟能夠持續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

  第八,相對高素質的勞動力。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曾經一度將中國的經濟奇跡解釋為要素價格低廉所帶來的結果,尤其是勞動力價格較低,這是中國相對于其他國家最大的競爭優勢。但這種說法并不能解釋,為什么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甚至尼日利亞、巴基斯坦、墨西哥等國家,同樣人口眾多,而且在意識形態上擁有與歐美更接近的民主體制,但它們的經濟卻并未取得中國這樣的發展成就。這里面有制度因素、道路模式不同等原因,而且在人口要素方面,中國不僅比這些國家人口多,更重要的是,中國能夠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素質比這些國家要高得多,更加適合現代工業的生產需要。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基本上掃除了文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們至少都接受過基礎性的現代教育,因而更能適應現代化的工業生產。不同的生產方式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不同。農耕時代對勞動力的要求是只要健康,有足夠的體能完成體力勞動即可,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低,這符合了當時教育不普及的現實條件。現代工業生產時代與傳統農耕、小手工業時代的生產方式不同,現代工業生產時代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更高。如20世紀80年代,東南沿海地區的外資企業招工,一般都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也就是說,要具備基礎性的文理知識,能夠較快地掌握工業生產的基本技能,成為熟練工人。而中國制造業能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迅速展開產業轉型升級,高端裝備制造業能夠迅速發展起來,也是因為中國儲備了大量具備高中及大專、中專教育程度的工人。

  第九,基本完備的基礎設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和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交通、通信、電力等基礎設施十分匱乏、落后。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在財力有限的條件下持續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到1978年,鐵路營運里程從1949年的2萬公里增長到4.9萬公里,公路營運里程從1949年的8萬公里增長到89萬公里;實現了縣縣通公路,電信覆蓋到鄉村(盡管標準不高)。由此,電力工業粗具規模,并且有能力在本國制造業的基礎上升級換代。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因存在基礎設施短板問題而無法吸引投資,在當時國家嚴重缺乏資本的情況下,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只能通過發揮中國人口眾多的優勢來完成。中國革命為中國建立了一套嚴密而高效的組織體系,從而使中國能夠將大量富余勞動力組織起來,以極低的成本來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而其他國家因為沒有經歷這樣的社會革命,也沒有用極低的成本將勞動力組織起來的能力,反而只能高度依賴資本投入,因而無法完成像中國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

  第十,相對比較穩定的金融體系。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僅存在非商業化銀行業。改革開放之后,中國開始建立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建立發展了信托、證券、基金等行業,建立健全了金融體系。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并沒有完全開放金融市場,尤其是外匯市場,貨幣和國際金融資本體系并未接軌,因此也就不容易受到國際金融體系動蕩的影響。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中,中國不僅自身巋然不動,而且還以強大的國家能力支持了香港金融市場,幫助香港降低了金融風暴所帶來的損失。2008年金融危機中,中國的抗擊金融風險能力受到考驗,但仍然保持著貨幣主權,能夠在應對危機時保持主動。

  人們常常認為,貨幣穩定的前提是經濟和黃金儲備等,但在現代金融體系中,貨幣本身就是信用貨幣,而信用貨幣的最終擔保是國家信用。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信用和完整的國家主權,貨幣不可能在國際金融體系中保持其獨立性、主動性。

  第十一,比較完整的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和科技研發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逐步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服務于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高等教育體系。同時,國家還建立了從基礎理論到應用技術的完備科技研發體系,并且培養了自己的研究團隊,提升了研究能力。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和高等教育也比較完備。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總體上能夠保證源源不斷地培養從人文社會科學到理科、工科、醫學、農業技術等各方面的人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提供了大量低端產品制造和來料加工組裝等低附加值的產品,這種初級水平加工業的規模優勢支持了中國的科技研發,從而保證了中國有人才和技術能力從產業鏈低端向高端發展。而且,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工業體系建設很大程度上采納蘇聯模式,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也是按照蘇聯的大學模式進行改造、調整和建設的。因此,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從改革開放之前到改革開放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具有明顯的偏重理工科發展的特征,更為重視發展理科、工科等應用型學科。尤其是在原來各工業部門均由國家設置的相應行政部門統一管理的時代,幾乎每個工業部門都有相對應的初級、中等和高等教育體系,如紡織、煤炭、鋼鐵、鐵路、交通、航空、金融、農業、林業等部門,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大學。改革開放之后,雖然進行了多次高等教育改革,但是這個體系仍然基本保留下來了,只是根據社會發展需要的不同在不同時期進行調整。如2000年前后,隨著國家提出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各地高校紛紛開始開辦法學院。

  第十二,相對比較成熟且完整的政府科層治理體系。雖然這套體系也曾產生過官僚化等問題,但是一直在通過政策進行自我調整和約束,因而能夠保持相對比較高的工作效率。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如果不能比較規范地建立這樣一個科層體系,就無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很多人將這一點歸結為中國悠久的精英主義政治傳統和文官政治傳統,但事實上,更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繼承傳統,而是中國的革命。否則何以解釋,為什么同樣是在成熟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統治下,同樣是采用文官政治體系,而且中央集權程度為歷代最高,中國卻在鴉片戰爭之后走向衰落?雖然這個科層治理體系內部也曾經有過多次自我更新和改革的努力,但最終卻都無一例外地歸于失敗?

  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錘煉出來的,而且從一開始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以人民為主體的治理體系,具有較高的政治自覺,不斷通過自我修復和紀律約束,避免了官僚主義產生的惰性。這個科層治理體系本身是按照現代治理理念建立起來的,同時,組成人員具備較高的政治素質和基本的現代知識體系與理念。對各層級政府官員的選拔培養都有嚴格的制度和完善的培訓體系。正是在這種體系下,中國實現了基本的工業化和農業化,為現代化和城市化發展準備了基礎條件。新中國的干部是在革命戰爭和革命事業建設的錘煉中一步步成長、成熟起來的,并不是靠讀書讀出來的。

  第十三,國家對經濟事務具備有效干預的能力。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觀念之下,國家過多干預經濟運行是不應該的,而應該讓市場自身的力量來按照市場的規則進行調節。但對于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以國家力量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不是不想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而是沒有這個能力、做不到,而中國卻能做到。因為市場的盲目性是客觀存在的,在市場調節那只看不見的手失靈的地方,只有通過國家干預才能進行補救。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貧富分化現象都是市場化會導致的必然結果,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都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后果,甚至包括歐美發達國家。

  有些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主要來自市場化改革,但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早在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之前,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已經有許多國家實行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它們并未取得中國這樣的經濟成就。是什么原因讓中國沒有步那些國家的后塵,保持了長達30年的經濟增長?顯然,中國市場化改革所擁有的基本條件,這些國家并不具備。因為市場的力量一旦形成,就是非常強大的,會按照自己的規則和邏輯運行,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又缺乏足夠的政策工具來進行有效干預。對市場力量的警惕和對市場化可能弊端的警惕,是中國革命的傳統之一,孫中山就曾提出了節制資本的口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本著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警惕,毛澤東主席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從而為改革開放之后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積累了理念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第十四,尖端國防科技工業。關于“兩彈一星”,今天沒有什么人會否認它對國防安全的重要意義。半個世紀以來,它為中國提供了基本的戰略反擊能力,使中國免于核訛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此后他國對中國本土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基本上被排除了。同時,由于“兩彈一星”為國家自身的安全提供了較高程度的保障,從而使中國能夠大規模裁減常備軍的規模,有條件把有限的資源更多地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20世紀80年代,我國大幅削減軍費、裁軍,經歷了蘇東劇變的國際風波后,國家安全始終未受到明顯威脅,這不能不說是“兩彈一星”帶來的安全紅利。

  第十五,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已經基本建成了完整的覆蓋全體國民的衛生醫療體系。雖然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當時的衛生醫療保障水平并不高,但如果對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情況,或者與第三世界國家相比,就會發現新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那時動輒頻發的大規模流行性疫病是困擾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痼疾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無論是封建王朝時期,還是民國時期,都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覆蓋全體國民的疾病防控體系。一旦發生大規模的饑荒、水旱、病蟲災害,就很容易引發流行性疾病,而國家也無力對此進行有效救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多次國家主導的群眾性運動,我國基本上根治了傳統農業時代頻發的大規模流行性疫病,以及在特定地區發病率較高的常見疾病,建立起了有效的疾病防控體系。同時,新中國還建立起了相對完整的衛生醫療體系,每一個鄉鎮都至少有一家公立醫院。正是有了這樣相對完整的衛生醫療體系,使新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而對常見病和流行性疫病的防控則使普通中國人的死亡率大幅下降。雖然這一體系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過多次改革和調整,但這些都是對這個體系的完善和補充,并不是根本性的動搖。

  第十六,得益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基層社會改造和對“黃賭毒”的清除,新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比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善。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存在的頑疾之一是基層社會組織體系不發達,國家基層治理能力低下,社會治安狀況較差,犯罪率較高,社會安全系數較低。但中國是個例外。正是因為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社會建設成就,到改革開放前,整個社會仍然處于相對較為穩定的狀態,因此,犯罪率較低,治安狀況仍然比較好。而且,因為有效運行的社會基層組織體系的自發組織和犯罪防控能力較強,所以國家以較低的成本維持了較好的社會治安狀況。此后,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犯罪率升高的態勢,但國家仍然通過幾次“嚴打”行動有效遏制了這種勢頭,維護了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社會環境,社會治理總體而言是較為成功的,而且以較低的成本維護了較好的社會治安秩序。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條件,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更為成功,取得更大的成就。而這些條件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遺產,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起飛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中國革命就不會有中國現代化建設、工業化建設的奇跡。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今天中國外部發展條件正在發生變化,其中有些條件實際上已經完全轉變,因此,我們在今天談論中國道路,總結中國改革開放能夠成功的條件和經驗,是為了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用汪暉的話說,這就是“為未來而辯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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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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